文藝觀察丨王一川：以新的文藝創造堅定文化自信——談談文藝工作者的職業道德素養

2022年08月08日 17:32  中國藝術報  點擊：68  我有話說(0人參與)

宣傳踐行《中國文藝工作者職業道德公約》

編者按：2022年3月29日，中國文聯十一屆二次全委會會議審議通過《中國文藝工作者職業道德公約（修訂稿）》。新修訂的《公約》在保留原有內容基礎上，根據新的形勢任務和新的精神，增加了新的表述，并修改了個別文字，以進一步體現時代性要求，拓展和強化文藝工作者的自我教育和自律要求。修訂后的《公約》，面向全國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堅持愛國為民、堅定文化自信、潛心創作耕耘、追求德藝雙馨、倡導團結向上、引領社會風尚。為積極推動《公約》的宣傳工作，特開設專欄刊發系列文章，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就學習貫徹、落實踐行《公約》進行系統解讀、深入闡釋，供文藝工作者學習參考。

60多年前，上海音樂學院在校大學生何占豪、陳鋼等，獨出心裁地嘗試以西洋樂器組合和協奏曲式結構去演繹中國地方戲之一的越劇曲調，并在此前所未有的中西融合新形式中講述他們采擷自民間的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情悲劇傳說，創作出催人淚下、感人至深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一舉蜚聲海內外，成功實現了中國古典文化傳統與西洋樂器的珠聯璧合般交融。這一后來被譽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經典范例的作品，至今仍能激發起一代代聽眾對于我們民族自身文化傳統的高度信心。這樣的創作實例，在當前文藝界早已數不勝數，突出說明：在當代中國做一名文藝工作者（文藝家、文藝研究者和管理者等），正像其他任何文化行業一樣，應當有一種基本的職業道德素養，這就是以新的文藝創造堅定文化自信，既包括觀眾也包括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文化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自信的內涵和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曾明確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善于從中華文化寶庫中萃取精華、汲取能量，保持對自身文化理想、文化價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對自身文化生命力、創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激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斷前行的精神力量。”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特別是對于文藝工作者來說，“沒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梢?，文化自信是當代中國文藝工作者必備的職業道德素養，它要求依托中華歷史自覺，對中華文化傳統及其豐厚資源持有充分信心，對中華文化價值的創造性和影響力葆有高度信心，并且自覺地讓自己創作的作品成為堅定觀眾以及自己的文化自信的強有力的精神力量。

史家之心：歷史自覺是文化自信的基礎

在當下談論文化自信，有著具體的針對性：回望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現代歷史，置身于當今世界多元文化及其價值觀之間的劇烈震蕩和激烈交鋒中，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能對我們自身的歷史和文化保持起碼的信心嗎？我們還能在國外諸種文化浪潮的強大沖擊和巨大誘惑面前保持足夠的定力嗎？我們還能在外來異質文化的百般引誘下保持堅定立場而不致被帶偏節奏嗎？

說到底，文化自信應當建立在寬厚而堅實的基礎上，這就是歷史自覺，即對中華民族歷史及其獨特的世界文明特色持有清醒而堅定的自我認識和自我信心。魯迅在1934年批評過一種錯誤態度：先是“自夸”，后來改為相信“國聯”，再后來既失掉“自信力”、也失掉“他信力”，變得“自欺”、變態發展為“自欺力”，其具體表現就是“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他強調“我們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具體表現為“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中國歷史上誠然有過深陷危機的時日和慘狀，但重要的是看到那些堅強挺立的“筋骨和脊梁”式人物，他們身上承載著中華民族歷史的重量和希望，并且實際作出過大義凜然、力挽狂瀾或中流砥柱般的民族偉業。只有首先穩固我們的歷史自覺，深刻認識和領會我國歷史上的“筋骨和脊梁”及其“光耀”，才會在此基礎上牢固樹立起堅定的文化自信。

可以說，文藝工作者誠然不是史家，不一定像唐代劉知幾所要求的那樣具備“史家三長”即“史才”“史學”和“史識”，但應當具備必要的史家之心，形成歷史自覺。這種史家之心或歷史自覺意味著自覺地了解、熟悉和崇尚我們民族自身的歷史演變軌跡以及歷史傳統遺韻，以便讓它們真正成為我們進行文藝創作的寶貴資源。

這樣的史家之心，簡要說來應當包含三方面：一是對數千年中華民族歷史有著充足的自我識別和覺悟，二是對近現代以來中國人民開創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及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有著高度的自我覺察和確認，三是對當前和未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明創造有著清醒的自我洞悉和熱烈憧憬。在當前，比較而言，后兩者變得更加迫切而要緊：當中國古代史業已成為我們民族引以為傲的久遠傳統及遺存時，正是繼續向前奔涌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即中國現代文明史，已經和正在構成我們據以產生歷史自覺和自豪的新型生活主流，而正在不斷地從未來變成已來的中華民族復興的前景將成為我們奮勇向前的信心和力量之源。我們的文化自信，就應當屹立在這樣的既往中華古代歷史、現代歷史和未來歷史之間交相輝映和共同形塑的堅實根基上。

“文心”之源：文化自信的豐厚資源

擁有史家之心的文藝工作者，更能形成文化自信，因而更能涵養成中國文藝家所需要的創造的心靈即“文心”。按照劉勰等古代文藝家的論述，“文心”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個體心靈對于天地人在其運行中所形成的斑紋圖式及其精華的深切領悟和創意渴望，如今可以推演為具體的聲文、舞文、言文、戲文、畫文、書文、影文等，從而形成音樂之文、舞蹈之文、文學之文、戲曲之文、繪畫之文、書法之文、電影之文等。對于當代文藝家來說，堅定文化自信正具體表現為涵養自身的“文心”。在這方面，中國有著豐厚的傳統資源。

首先是古典文化傳統資源。這是數千年中華歷史形成和饋贈的深厚傳統底蘊，它通過先秦《詩經》、諸子散文和《楚辭》，通過兩漢樂府民歌和“魏晉風度”“盛唐之音”“宋型文化”以及元曲、明清小說等，滋養著一代代文藝家及其文藝高峰創作，創造出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和獨放異彩的中華古代文明和中華古代藝術。

其次是現代文化傳統資源。這是在中華古代文明和古代藝術遭遇深重危機時面向現代生活而展開的篳路藍縷的嶄新創造。它雖然時間長度不過百余年，但已經產生了享譽中外的一代代現代文藝家，他們中有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沈從文、艾青、丁玲、趙樹理等文學家，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傅抱石、潘天壽等美術家，歐陽予倩、田漢等戲劇家，聶耳、冼星海等音樂家，張石川、鄭正秋、洪深、夏衍、袁牧之、費穆等電影家。

再次是與上述現代文化傳統資源緊密交融而無法截然分離的現代革命文化傳統和當代社會主義文化傳統資源。特別是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下，中國文藝確立了新的“文藝為人民服務”方向和形成了“人民文藝”新傳統，通過解放區文藝和社會主義時代文藝的史無前例的革命化、現代化和大眾化創造，產生了歌劇《白毛女》，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以及“三紅一創青山林保”（即《紅旗譜》《紅日》《紅巖》《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林海雪原》《保衛延安》），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等至今仍然閃耀光彩的現代革命文藝經典。

最后，還應當看到，近現代以來我們以對外開放的寬闊胸襟和主動姿態，所包容和吸納的世界各國的外來型文化，例如希臘神話和史詩、希臘雕塑、文藝復興文藝，以及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文藝思潮，還有“美學”“美的藝術”“藝術史”等美學和文藝理論，它們作為來自異文化的“他山之石”，已經和將要繼續對于我們文化自信的養成起到不可替代的鏡鑒作用。

“文心”的涵養：文化自信的自我要求

面對上述多樣而豐厚的文化傳統及外來型文化，文藝工作者需要主動制定相關自我要求，并且始終不渝地實行，才可能將它們轉化為能夠涵養文化自信的有效資源。

首先需要保持主見，以我為主地面對和梳理所有的傳統資源和外來影響。這些資源無論多么美妙、多么迷人，都不能代替我們憑借自身主體性而對它們進行主動或自覺的認識、理解、加工和改造。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有主見的作為，它們才能真正轉變為我們的創造的資源。

進一步說，需要按照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要求與策略，對所有的傳統和外來影響都加以甄別、檢視和改造，讓其服務于當代文藝的新的創造性需要。假如只知復述甚至照搬，那就只能產生仿制品，而不會有新的自主創造。

這就要求文藝家要有明確的價值觀立場。毛澤東在1938年對魯迅藝術學院師生的演講中，發出成為“偉大的藝術家”的號召。他提出了以下三個條件：“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驗”和“良好的藝術技巧”。把這三個條件同毛澤東隨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闡發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方向等結合起來理解可知，文藝家在面對各種傳統資源時，需要以人民的立場和感情、以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目標為引領，將“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驗”和“良好的藝術技巧”結合起來。

文藝作品：文化自信的標志物及其創作途徑

文藝家是否擁有“文心”和堅定的文化自信，固然可以看其基本的和一貫的創作態度，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看其創作的文藝作品。文藝作品憑借自身的藝術媒介、藝術符號、藝術形式、藝術形象、藝術品質和藝術余興等多層面意義及其美學成就，當其確實呈現出對于本民族歷史的高度自覺和對于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充分自信等時，才是文藝家堅定文化自信的真正標志物。因此，文藝作品，準確地說，文藝佳作或好作品，是檢驗文化自信的基本標志物。離開了文藝作品的檢驗，空話說得再多，高調唱得再響，也都無濟于事或于事無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際國內出現了一些流行文藝風潮或時尚趣味，例如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群眾和英雄等，它們都與文化自信背道而馳，應當堅決抵制。

這就要求文藝家在自己創作的作品中，自覺地和主動地創造出足以保持和增強文化自信的藝術形式和藝術意義系統來，通過觀眾的鑒賞，實際地促進他們樹立或增強文化自信，并且反過來幫助自己增強文化自信。在當代，文藝工作者如何創作才能有力地傳達文化自信呢？簡要地看，大約有三條文藝創作途徑可以通向文化自信。

最主要的一條途徑可以稱為引創型途徑。這是在引進和借鑒世界各國的優秀文藝成果基礎上而展開的中國現代文藝創造之路。中國文藝家基于本土現代社會生活體驗和社會歷史變革的表達需要，以魯迅所說的“別求新聲于異邦”的開放精神和“拿來主義”的自主選擇姿態，大膽引進和借鑒現代小說、現代詩、話劇、交響樂、歌劇、舞劇、芭蕾、油畫、電影和電視劇等文藝門類或樣式，從事了現代中國文藝的新創造，誕生了魯迅小說集《吶喊》和《彷徨》、老舍小說《駱駝祥子》和劇本《茶館》、徐悲鴻油畫《田橫五百士》、曹禺劇本《雷雨》、大型合唱聲樂套曲《黃河大合唱》、歌劇《白毛女》、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等中國現代文藝杰作或佳作。這些作品伴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演進而匯合成為現代中國文藝創作的主流，百余年來有力地培育和增強了一代代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

還有一條途徑可稱為傳創型途徑，即傳承和延續本土藝術傳統而展開的創造之路。它雖然無法形成上述途徑那樣波瀾壯闊的盛大規模，但小巧精致地和意味深長地起到在現代條件下延續古典文藝的博大精深的底蘊和深廣文脈的重要作用。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傅抱石、潘天壽、張恨水、汪曾祺等畫家和文學家，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向現代觀眾傳達中國古典文藝傳統和文化傳統的深厚魅力，同樣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

還需要提及的一條途徑為移植型途徑。這是一條縱向地復演或改編古代文藝作品及橫向地復演或改編外國文藝作品的路徑。前者如《西廂記》《牡丹亭》《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后者如《李爾王》《天鵝湖》《卡門》《劇院魅影》等。這些復演和改編的作品，雖然其創造性力度和強度無法同以上提及的引創型作品和傳創型作品兩種情形相比擬，但也畢竟有某種程度的二度創造性或再造性，因為現代人需要跨越漫長的時空距離、民族界限、時代隔閡或“文化折扣”等，才能盡力貼近地理解古人或外國人，找到學習、理解和鑒賞其作品價值的途徑。這樣，移植型作品也應當有助于演員和觀眾分別去學習、感受和品味本民族文化傳統的魅力和外來優秀文化的借鑒價值，在開放地和有主見地了解和掌握古今中外人民創造的優秀文藝遺產基礎上，不斷地提升和增強自身的文化自信。

這些創作途徑之間雖有不同，但實際上相互滲透和交融，有時難以清晰區分，共同構成當代文藝工作者創作文藝作品、堅定文化自信的主要途徑，也反映出文藝趣味的豐富性和文化資源的多彩多姿。